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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杰人回复：没兴趣。你这种想法不妥。如果那样做是违法犯罪，构成敲诈勒索，建议你不要这样做。最后，陈杰人特意强调，“你也太小看我了，我不是那种人！”在朋友圈贴出这张截图时，陈杰人配文：我经常面对这种诱惑，可惜这种人太低看我了。然而，事实却和包装出的形象相去甚远。实际上，陈杰人十分热衷于参与此类事件。他对警方说，“过去的三五年以来，我通过所谓舆论监督的幌子，去帮一些纠纷或者司法案件的当事人，去改变一些判决或者拿回一些款项，收取酬金。”

法律是法庭里的国王，关乎人命的刑事判决，只能以事实为依据，不能把被害人家属的情绪，不能把司法官员自身的利害得失，作为审判的考量，如果瞻前顾后，则法治公信就会受损。近年来，司法机关也认识到搞“疑罪从挂”、“疑罪从轻”的危害性。2013年，时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沈德咏对此有深刻反思：对指控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有罪，就应当依法宣告无罪，不能再搞“疑罪从轻”、“疑罪从挂”那一套。2015年，时任最高检检察长曹建明也明确表态：坚决摒弃疑罪从轻、疑罪从挂的错误观念和做法。

长期以来，在财政资金的使用上，中国都存在着重投入轻管理、使用效率不高、缺乏绩效管理的问题。有些地方花钱不管效果，无效也不问责。国务院廉政工作会议对于把民生工程搞成劳民伤财的“形象工程”和沽名钓誉的“政绩工程”，曾经多次提出过严肃批评，“比如有的脱离发展阶段，搞些超出财政承受能力的工程，导致资金出现缺口甚至资金链断裂，形成‘半拉子’工程；有的不顾工程建设规律，不切实际地赶进度，把本来应是三五年完成的项目非要一年建成，留下严重的工程质量安全隐患。”

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巍告诉记者，当前自媒体公众号乱象严重，“一些自媒体滥用‘大V’身份发布信息，‘花钱发帖、花钱不发帖’，几乎是‘明规则’，有的甚至成了‘职业勒索人’。”朱巍认为，“如果数十个、上百个自媒体大号一起发声，动辄数亿浏览量，对一家企业而言，简直像颗‘原子弹’。网络大V假借舆论监督、表达自由为名的发声，影响更恶劣，影响到的是真正的法治和自由。”

虽然李利娟经常带着孩子外出看病，不总待在爱心村里。但孩子们和李利娟还是很亲。孙祥说，李利娟每次回来，孩子们都会大叫“妈妈好”，然后一窝蜂扑过去抱住她。从日常的衣食住行到带孩子看病，李贤估算，爱心村一年至少要花掉上千万。“一个正常孩子一年生活费得一万左右，看病的三四十万也不算多。”但具体的账目，李贤并不清楚。

今年6月小米频繁回购股票，小米自6月3日以来，连续进行了19次股票回购，所用资金达10亿港元。从6月15日至7月3日，小米连续15个交易日回购。“发行价17港元，而此时低价回购，小米员工行权成本很低，虽然合规，也会让外界怀疑利益输送员工。”王海表示，高管增持股票会比回购更提振股市信心，从过去一年小米的回购看，每次回购带来短暂升势后，也会有员工行使购股权并在市场套现。